作者简介：张惜妍，汉族，出生于七十年代，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30万字。散文《秋天的手指》在第25届（年度）中国地市报新闻奖评选中荣获副刊作品一等奖。散文《阿丽艳的春天》获得27届（年度）中国地市报新闻奖评选三等奖。评论《爱有多深》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年“全民阅读报刊行”优秀书评名作品。散文《城市边缘》获得年新疆“伊珠”杯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薄荷糖茶》获年全国“喀拉峻”杯散文大赛二等奖。
星空下的歌声
月亮的光给大地镀上了一层清辉，广阔的田野在秋风里散发着干爽清冷的气味。大地无言，正是秋与冬、暑和寒更迭的季节。马路上响起“哒哒”的马蹄声，划破了夜晚的寂静。这声音越走越远，走进了夜幕深处，终于在回忆里盘踞下来。我的家毗邻国道，在我的童年，一年四季，黄昏和夜晚总是在歌声的飘扬中到来的。尤其是夏天，黄昏时分，从农田下工回家的男女老少，走路的，骑自行车的，赶驴车的和坐车的，即使疲惫的身躯沾满灰尘，传出的歌声依然高亢嘹亮。夜间的歌声更是热闹，好像一切没有睡下的人都在歌声中寻找自己的依托。那些此起彼伏的调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耳朵。每当夜深人静，当月光隔着窗子把葡萄叶的影子洒在我脸上的时候，歌声婉转而来，我虽然听不懂歌词是什么意思，仍然能分辨出唱歌的是浇水的还是扬场的，是赶路的还是乘凉的，是喝醉还是谈情的，更不用说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少的，喜悦的和悲伤的。印象最深的是深秋时节，伊犁的夜是寒冷的，赶着马车拉煤的人在星空下唱出忧伤苍远的旋律。你想啊，路太长了，看不到尽头，又冷又饿，走夜路怎么能不放声歌唱呢？这些赶马车的人都是壮年的维吾尔汉子，通常三五个人结成一队，也有独行的，从秋收后就开始出发了，日夜兼程。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放学路上见到的赶马车的汉子都是一样的，脸色黝黑，戴着皮帽子裹着棉大衣，脚上穿着毡桶和套鞋，腰间扎着绳子，棉大衣和马车上的煤块是一个色系，整个人都像是从煤坑里刚爬出来的。马车上码放着大煤块，煤块摆放齐整，缝隙很小，可以看出干活人的精细。除了装馕的布袋，军用水壶，几捆草料，马车上再没有多余的物件。赶马车的汉子有时候斜坐在车架上，任由马慢悠悠的踱步；有时候精神抖擞地步行，与马并排，时不时拍一下马的脖子，像亲密的伙伴在同行。更多的时候，在黑夜里，赶马车的汉子手拎着一瓶白酒，喝上几口，从口腔里传出被酒浸润过的歌声——他唱起来了，其他人跟着合唱起来，唱着青春的流逝，唱着生活的艰辛，唱着亲人的思念，唱着姑娘的眼睛。夜幕里，赶马车的人高声唱着歌从国道上走过，歌声隔着白杨林、隔着院子、隔着菜园传入我的耳鼓。《黑黑的眼睛》《故乡》《沙枣树下》《奶茶歌》《伊犁河的月夜》……歌声时而沙哑，时而高亢，时而舒缓，像一个个波浪涌起又落下，包含着希望、企盼、离弃而又不甘心沉默的坚持与痛苦。他们嘶哑的、呼喊式的歌声，常常使幼小的我无端地落泪，还有比落泪更沉重的心灵的战栗。常常，我在欢愉的旋律中睡去，又在孤独的嘶喊声中醒来。在那些童话一样灿烂而神秘的夜里，我沉迷在歌声的气息里，它来自生命深处的清冷和哀恸感动着一个不懂音乐的孩子。一年又一年的秋冬，一队又一队的赶车人从国道上走过，从我的视线和耳膜中穿行。那些拉煤的人走在遥远的路途，漫长的黑夜，歌声让他们温暖，让他们期盼，让他们感觉到家离得不远，苹果树下的泥灶上炖着骨头汤，妻子在巷口等着呢。到煤矿拉煤是个苦活，那些人都是养家糊口的忠厚人。我知道巷子最东边的阿布都拉大叔就是其中之一，白杨树叶开始泛黄，苞米杆子堆到巷子里的时候，他就一趟一趟地给巷子里的人家送煤了，我们年年冬天的炉火，就是他挨家挨户堆卸在大门口的煤块点燃的温暖。阿不都拉大叔收钱的时候，谁家有小巴郎在跟前打转，他就出其不意地伸出黑手调皮地在小巴郎的脸上抹一把。他手里的钞票，都是皱巴巴的、粘着煤灰的。他也喜欢唱歌，有一副好嗓子，每当雪后初晴，他带着孩子们上房顶扫雪，第一声嘹亮的歌声就是从他的喉咙里唱出来的，孩子们也跟着唱，邻居们也加进来，哄笑的、跑调的、打口哨的、隔空喊话的都插进来，时断时续的曲调里，房顶上的雪哗哗地落到房背后的水渠里。当主妇们仰着脖子喊着下来吃饭，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雪劳动才算结束了。那些在路上行走的车夫，在我眼里都是阿不都拉大叔，我与他们感觉如此亲近，他们和我的父辈一样，有责任，有叹息，有各式各样的经历，有各式各样的情感，有各自的爱，眼泪和梦。有一年冬日的下午，家里的大人都去参加巷子里一位老人的葬礼。我一个人在家，屋子里炉火红彤彤的，一壶开水咕嘟嘟冒着热气，炉灰里埋着洋芋，散发出香味。有一个赶马车的维吾尔壮汉走进了院子，棉大衣被煤灰掩盖了原来的颜色，脸上也是煤灰粉尘，露出一双蓝灰色的眼珠。我一点也没有惊慌，撩开门帘让他进屋。他在炉子旁坐下，搓着黑手烤火，我感到了他身上散发的寒气。我兑了一盆热水，做了一个让他洗手的手势，他的手伸进去的瞬间，清水就变得混浊墨黑。我沏了一碗奶茶递给他，又切了几块馕，抹上酥油和蜂蜜，放在洋炉盖子上烤，屋子里弥漫着腥甜的香气。他吃完以后，拿出水壶递给我，我给他装满热茶，又从煤灰里刨出两个烫手的洋芋，用旧报纸裹上塞给他。走出院门的时候，他回头看我一眼，对我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至始至终，我们没说过一句话。三十年以后，当我留下孩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一定会叮嘱一句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我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她那个年龄曾经在严寒的冬天打开房门，用一碗奶茶温暖过一个陌生的赶路人。那时候，人和人之间是友善的，没有戒备的，这样的事比比皆是。可是，面对她无邪的眼睛，我无法向她说明白三十年的社会变化，就像她的童年与我的童年注定是不一样的。她住在城市的水泥堡垒里，从来没有见过赶马车的夜行人沧桑的背影，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星空下的歌声多么动人心魄。成年以后，我去过很多地方，那些有着各种各样地域文化和千年传说的名胜古迹依然吸引着我。可是我词不达意的文字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伊犁，伊犁的土地上有粗犷丰厚的生活内涵，伊犁人有一双粗粝的手，一副挺直的身躯，还有一颗纯朴的、粗粗拉拉的、多情的心。这是来自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夜行人的歌声给予我的启蒙和教育。阿布都拉大叔去世两年多了，有一次我陪妈妈回乡里参加巷子里邻居女儿的婚礼，遇到了他的大儿子，他右手抚胸向我妈妈问好。那一刻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恍惚，四十多岁的他和他的父亲真的太像了——那卷曲的头发，那调皮的笑容，当然穿的要比他父亲光鲜多了。马车拉煤的年代早已过去，从我年少的光阴里走过的那些赶马车的人也都很老很老了吧。他们在星空下唱出的那些欢欣与哀愁的，那些忧郁和神妙的，那些孤芳自赏与顾影自怜的，那些不屈与梦想的歌声在我的记忆里沉睡，又时时刻刻提醒我，擦掉眼泪放声歌唱吧，生活像苹果一样香甜！失去星光的明澈和滋养，大地的夜晚该有多么黯然冷寂，那住的像天边一样遥远的伊犁人是何其幸运，他们诞生在一个多么智慧的民间啊。这片土地即使地域荒远，文明被阻隔，他们依然用歌声与苍穹对话，这是只属于边疆的一种生活方式——走夜路的时候，干活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出嫁的时候，失意的时候，离别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他们不需要舞台和掌声，山坡、田野、桥头上、水渠边、葡萄架那是多么舒服自在的舞台，高耸的雪山，无垠的土地，坚硬的石头，滔滔的伊犁河，杂花和野草，鸟雀和羊群，亲人和邻居……都是听众。前方的路那么长，四季轮换不停歇，地种也种不完，麻烦今天解决了明天还有，在那巨大的空间里，如果不唱歌，卑微渺小的人儿怎么确认自己呢？爱情和力量又从哪里来呢？
房顶上·屋檐下
那时候我还小，夏季的黄昏，晚霞满天时刻，巷子里的男人们忙完了一天的活计，围坐在谁家大门口的条凳上，或蹲在白杨树下，打牌、下棋、吹牛皮，天不黑透不散去。一群群孩子拉帮结派，从巷子的这一头疯到那一头。我经常带着弟弟顺着木梯子爬到房顶上，俯视屋檐下我们视线所及的人间，看男人舞动的手势，看树枝上跳跃的鸟雀，看女人吵架，看孩子洗澡，看鸡鸭归巢，看菜园里碧绿生机……那是万物中无尽流变的光阴。
我坐在平平整整的房顶上，谁也看不到我。房顶上那种明亮又隐蔽的空间，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自由与安妥。一个人沐浴着夕阳的余晖，独自享受着乡村的寂静。高处是一种梦想的权利，也是一种实际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到了高处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种超越别人、观察别人的权力。我不仅看见自己家院子熟悉的一切，还看到了前后左右的邻居家院子陌生的一切。我双脚不动眼睛却可以望得很远，甚至感觉可以在房顶上走遍整个村庄。当然，这也只是想想，我的目光从来也不会走出太远，一般最远也不过是穿过四五个院子。法蒂麦家院子的后墙，通往大路的拐角处有一个黑黑的电线杆子，电线杆下半截有水泥方柱，我的视线越不过那个电线杆子。每当我四处巡视，目光飘移到半截水泥方柱上，就算完成了房顶上的旅行。在我十岁的时候，这是我所能攀爬的最高处，也是我所能看到的最大的世界。
法蒂麦的弟弟，一个五岁还不会说话，走路老是摔跤的白胖胖的小男孩，此刻正在妈妈的扶持下洗澡。他是我们这条巷子长得最漂亮的孩子，雪白透亮的皮肤下面映出的粉红色脸蛋让见到他的所有人都想咬上一口，还有他的睫毛，又弯又长，眼睛毛茸茸的。谁家要是办宴席，老人们总是抓着几颗糖说一个谜语逗小孩子，谁猜对了就奖一颗糖。老人们知道的谜语总是那几个，翻来覆去让我们猜，那个谜语是；“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我每次眼前都要闪过法蒂麦弟弟的眼睛，只有他的眼睛才配得上这个谜底。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男孩被他妈妈放在葡萄架下的木床上，给他手里塞一个弹弓叉子就忙别的事去了。他就乖乖地坐着，没完没了地玩弄手里的弹弓。我看着看着，就觉得太无聊了，他怎么就能天天、月月、年年玩这个东西从不厌烦呢？那个可怜的漂亮的小男孩没有活过十岁。不过他在人世间得到的爱一点也不少，他的家人对他呵护有加。巷子里的男孩子都有弹弓叉子、木头手枪，从东家院子窜进、西家院墙翻出，跑得满头大汗抓特务。法蒂麦的爸爸也为儿子做了弹弓，即使儿子不能跑不能跳不能说话又咋样，别的男孩玩的东西他都有，做工比别的孩子手里的还精巧。他走了以后，我每天黄昏都能看见他妈妈坐在葡萄架下，手里捧着他的弹弓叉子，静坐好久。一个孩子走了，生命之花凋落在宁静湖面上，却没有荡漾起涟漪，只有自家亲人的悲凉不舍，村庄里的人继续劳作。或许，生命之花每天都在凋零，无所谓老幼与轻重，而宁静便是死亡的特征，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人世间每时每刻发生的事。去年冬天，父亲要卖了老院子，让我回去看看，以后再不属于我们了，就是曾经住过的地方了。时隔三十年，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房顶上，望向法蒂麦家的院子。想起那些事，多少年想不通的事忽然就明白了。小男孩怎么会无聊呢？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经历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或许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沉默的。他的“难以自拔”让我相信，那是他发自内心的热爱，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而弹弓叉子是他唯一能够掌握的武器。
巷子里的男人辛苦挣钱、养家，女人操持家务、带孩子、照顾老人，家家都一样。乡下的男人们风格硬朗，大男子主义，轻易不会言爱，也不会体贴妻子。后院的麦吉是个热心善良、幽默风趣的男人。可是他嗜酒，三天两头醉熏熏的。他老婆阿米娜穿着旧得看不出原样的长裙子，踢拉着一双破旧的鞋子在院子里忙来忙去。三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是七八岁。我经常看见他烂醉如泥躺在院子里，浑身是土睡得昏天黑地，也看见他不喝酒的时候将最小的儿子抱在怀里亲吻揉搓，孩子笑得蹬着小脚揪爸爸的耳朵。有一天黄昏两口子打架把左邻右舍全都惊动了，麦吉瞪着红红的眼睛，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举起拳头朝阿米娜打去。三个孩子哭喊着护着妈妈。男人们拉开了麦吉，女人们给阿米娜递上湿毛巾。阿米娜要回娘家参加侄儿的婚礼，为了不想让娘家人看到她的寒酸样子，就想去供销社扯一块花布做一条新裙子，再买一块新头巾。谁知道麦吉把她攒下的钱全部偷着拿去喝酒了。别说搭礼的钱，连买一块头巾的钱都没有了。本来麦吉就爱喝酒，劳动也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工分挣得就不高，这个家全靠阿米娜会操持才勉强不饿肚子。日子过得不宽裕本来就很憋屈了，再加上麦吉死不悔改，酒瘾越来越大，对家庭生计不管不顾，阿米娜的委屈可想而知。麦吉是孤儿，多亏善良的阿米娜嫁给了他，跟着他吃苦受累。这一折腾，眼看再这样下去，这家人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邻居们都替阿米娜感到冤屈。吵闹归吵闹，阿米娜看着可爱的孩子们日子也得接着过下去。麦吉还不到五十岁，在醉酒的春夜猝然长逝。阿米娜在第二年秋天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到别的村子。苏珊·桑塔格说，人的世界，人必须在人的世界里求取意义。那么好吧，阿米娜也应该求取她穿着好看的裙子回娘家的幸福日子。杨木匠家和阿米娜的院子只隔着一道矮墙。杨木匠的老婆是个泼辣的四川女人，经常说阿米娜的孩子站在墙头上偷她家的杏子、拔了她家的菜。这在邻居之间都不叫个事，家家院门挨着院门，墙根连着墙根。你家的果树伸到他家的院墙里，他家的鸡跑到你家的鸡窝里，两家的电表箱子紧挨着挂在一棵白杨树上，邻居之间的往来，无非就是蔬菜、食物之间的传递。何必呢。可是，杨木匠的老婆有点看不起麦吉家的穷日子，难免要找点事说道说道。阿米娜搬走以后，她也难受了好多天，或许是有点内疚吧，她的孩子也没少吃阿米娜打的馕。杨木匠家的大门两侧堆放着木头，晚饭后的女人们围坐在那里议论家长里短，永远都是那些关乎生离死别的话题，杨木匠的老婆是嗓门最高的那一个，那些日子明显地少了她的高音。
我更喜欢长时间俯视院子里的菜地。千姿百态的树、五颜六色的花、大大小小的瓜、长长短短的豆，墙头上匍匐的啤酒花藤蔓，墙根下的红姑娘和樱桃树。我看见右边院子的穆罕默德拿着一把大剪子修剪葡萄藤，左边院子的阿舍儿将大蒜栽得密密麻麻。隔壁的杨木匠家的小儿子养了一窝兔子，有一天菜地浇水，连通两家的院墙和菜地突然塌了好大一片，那些逃命的兔子从我家的院子钻出来四处逃窜，谁都没有发现兔子们在地下挖了那么长一条曲里拐弯的秘密通道。我小脚的奶奶拎个小板凳在菜园子里挪来挪去拔草，菜地是她生命的凭依，也是她快乐的根据。她闲了就守着菜地精心侍弄，那些蔬菜都长得神采飞扬，西红柿结得又大又多，把枝条都累得直往下出溜，靠不到树枝架子上，害得我奶奶一遍又一遍把枝条拽起来用布条子绑到架子上。她拔草的时候，她养的肥猫紧紧跟着她，懒洋洋地眯着眼趴在她的小脚边，不时抬起头瞟一眼她干完活没有，一副不耐烦的表情。无论我站在房顶的哪一个方向，抬头都可以看见雪山。半山的雪杉，半山的白雪，巍峨壮阔，就在眼前。雪冠洁白炫目，洁白中又有一道道清晰地褐紫色的线条，像刀刻出来的一样。它是乡村生活的一个背景，既无法靠近也无法跨越，围护着我们空气一样的自由和尊严，日常生活里的安宁与富足就是这样来的吧。
妈妈带我到巴扎上，远处有鼓声传来，咚咚，咚咚咚。节奏强烈，激情四溢。紧接着唢呐声响起，高亢凌厉，是撕裂与呐喊的抗争。生命多么渺小，在大地之中微如尘埃，人们有自己的悲欢，借着鼓声，发出向命运挑战的声音。混杂的声音里，鼓声依然是最突出的，是心脏的跳动。我扭转身子四处张望，寻找鼓声的来源。三个维吾尔乐手坐在乡村最高的建筑物——供销社的房顶上吹奏的吹奏，敲鼓的敲鼓。在这片土地上，这声音一点也不陌生，节日或是庆典，回荡在上空经久不散。我们头顶上的炽热并非来自阳光，而是房顶上的纳拉格鼓。鼓声如雨点砸向干旱的大地，溅起尘土飞扬。人们在鼓声中走动，沿着日子的方向，有条不紊做着该做的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我的乡村，这是我夏日午后的记忆。多少年后，我读到意大利小说大师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写了一个孩子一生都生活在树上不愿下来，这不正是我儿时的心境吗？不禁感叹，东西方的人看上去多么不同也有共同的东西。我想起那些在童年的房顶上独坐的黄昏，还有供销社房顶上不绝于耳的鼓声，依然在瞬间迷失，我无法形容那种来自空旷中的纳拉格鼓，它的幻影来自哪里？至今像夜色一样弥漫于我成年的心灵。它为什么如此空旷？我没有答案。它以无边无际的孤独笼罩着命运之源。消失的鼓声，散去的人群，还有消失的河流与红柳，让空旷更加空旷。坐在供销社的房顶上敲鼓的乐手，也是沉浸于孤独的孩子吗？高处的感觉对于他们，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吗？
弟弟是男孩，更调皮一些。还有一条巷子，是我姥姥家的巷子。院子挨着院子，房子接着房子，高矮都差不多。弟弟放学了，太阳还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家里就奶奶一个人，他撂下书包，猴子一样窜没了影。放学路上他已经和另外几个孩子商量好，各自回家上房，在我姥姥家的房顶上会合，之所以定在这里，是因为姥姥发现了他上房也会纵容他的玩心。想象着特务接头一样秘密行动，男孩们就无比兴奋。一群孩子胆子更大，走得更远，像一次房顶上的长征。这很危险，因为人多动静大，难免被下面哪个院子的大人发现，那会被骂死，还会给父母告状。也正因为如此，更吸引他们一次又一次背着父母在房顶上像猫一样穿行。孩子世界之所以和成年人世界不同就在于天生的超现实性，房顶刚好满足了这点。因为遮挡带来了想象，它鼓励了孩子一种东西——世界除了是你看到的样子还有另外的样子，可以做你不能做的，做了是那么的有趣，还能证明你有多么勇敢。他们从巷子尽头的房顶上跳到院墙上，又跳到土路上。离那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到了那里，男孩就扑通扑通跳进去游泳。那条河虽然不宽，河水却很丰满，河沿上长着一些桑树，有些歪歪斜斜的柳树，有一片一片胡乱开着的蒲公英。走的更远一些，是一大片河汊子，那里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芦苇、红柳。大多数时候，这静谧之处会成为鸟儿们的自留地，鸟儿们或短或长，或鸣啭或低回的吟唱。苇丛深处，有野鸭子和飞鸟，啁啁啾啾、拍拍扑扑的声音，惹得人好奇不已。我一次次来到河边找弟弟回家，自己却不急着回去，由着他在水里再扑腾一会，自己也可以享受闲逛的乐趣。蜥蜴忙得窜来窜去，夕阳下大片大片的红柳在苇丛深处隐秘而幽静地开花，绽放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又无法表达的激情。暮色随之而来，树林与灌木之上一半明亮，一半幽暗，风吹草动的喧哗在半明半暗之中涌动。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世界，有村庄，有人家，有河流，有庄稼，有花朵，有生灵，还有远古就有的云霞和月亮。物质之外，生命中间，这是一个纯粹美好幸福的世界。长大后，我对生活的提问很少，并不是没有困惑。在人群中理解不了的问题，就向大自然去请教。只要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旷野会告诉我，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答案会自然呈现，那些不明白的事情，是因为没有等到足够的时间。就像落雪的冬天，植物动物都会休眠，泥地之下，孕育着无痕的希望，春天来了，天地澄明，万物复苏。
童年仿佛挂在蓝天上的云朵，一转眼，便只留下些许痕迹。我仰望天空，在脑海里勾勒出昨天的模样和那些徜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哎，你好吗？快下来吧！”三十年后的冬日晴空之下，我站在房顶上，对面院子里传来法蒂麦的呼喊，就像小时候站在那里向我招手叫我下去玩抓石子。拐角处那个黑黑的电线杆子，电线杆下半截的水泥方柱，依然没有任何变化立在那里。没变的还有呢，你看雪山，千百年来，从来都是那样肃穆无言，雪山之下，绿洲之上，是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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